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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田等:博议“两会”(四):向部长提问(中农办)   

2009-03-04 23:04:48|  分类: 每年“两会”建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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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风田 江今启  中国人民大学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直负责我国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对农村发展政策进行总体把握。而下述问题涉及到多个部委,由中农办主任问题此问题比较合适。

 

问题之一:如何解决愈拉愈大的种粮新“剪刀差”,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吃饭靠种田,生活靠打工”这是笔者去年在河南农村调研时,老百姓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种田只能管一家人能够吃饱,不被饿死,而要想一家人能够正常生活,那就必须有家里人外出务工来补贴家用。不管是做临时工也好,还是长期外出务工也好,虽然收入仍然很少,但都比种田强些。用一位被记者采访的失业返乡农民工的话来说,即使一年找到只干一个月的活,收入也比在家种一年的地赚得还多。

而这折射出一个很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农村中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剪刀差”。与区别过去旧的工农剪刀差概念。这种新的“剪刀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种粮作物与种经济作物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比如种小麦,许多农民一算帐,化肥、农药等成本投入一刨,一亩地一年能够剩下150块钱,那是相当不错了。而一亩地种西瓜或者花卉,其收入是数千元甚至数万无。故原来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山东不少地区的农民都已改种蔬菜水果了。

2)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在家种粮的收入差距也愈拉愈大。按着在河南省一个贫困县的调查结果,农民现在外出打工,一个月怎么的也能挣上1000多块钱,扣去平时开销,一年出去几个月,回家总能剩个几千块。而种粮呢,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很剩下个一千块钱,这还算好的了。以后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这个差距会愈来愈大。有时打工一个月的钱比种粮一年的收入还要高。

3)粮食价格与化肥农药的上涨幅度愈拉愈大。近年来我国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增加了补贴,但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过快上涨,把国家给那点优惠都给拿走了。

上述三个差距愈拉愈大的现实已严重地影响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从而危及到未来的我国粮食安全。中央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来解决农民粮种积极性从而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出问题?

 

问题之二:如何更有效的补贴种粮农民,让惠农资金更惠农?

    对种粮农民补贴,其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的效果大家都已看到了,也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好评。但在补贴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却值得我们关注:

1)钱是补给种地的人,还是补给地的承包人,要有明确规定

在落实种粮补贴政策时,很多地方都是按“地是谁的,我就补给谁”的原则来操作,但却忽视了农村中大量存在的农民对土地自行流转的事实。这样做让那些为国家多做贡献多生产粮食的农民积极性严重受挫。实际上有不少的农民早已在城市工作,不从事粮食生产,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补贴。因为他们打工的收入与那些留在家里进行粮食生产的农民要高许多。

 

2)补贴资金是普惠,还是向粮食产区有所倾斜,让产粮大区得到实惠。

目前,国家的粮食直补资金发放是根据各地的种植面积平均发放,所有省份都一样。在这种补贴模式下,很容易出现“粮食产区补贴销区”的怪现象。销区大都是东部发达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农民来说,种粮收入根本就不是他们的来钱渠道。一亩几十块钱的补贴对于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对他们的种粮激励微乎其微。而产粮大区,一般都是财政穷省(县)。发放种粮补贴所需的省县配套资金一般很难到位。另外,在这些地区,种粮收入还是农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每亩几十块的补贴对他们的收入增加则很重要。我们在补贴资金发放时,如果能够酌情增加这些地方的中央补贴额度的话,既能解决这些缓解这这些地区政府的财政困难,还能进一步提高这些地方的农民种粮积极性。

 

问题之三:如何解决支农资金的严重跑冒滴漏现象?

目前的惠农政策太分散,不少名义上的支农资金,都后都没有真正地落实到农民头到,跑冒滴漏很严重。比如各种良种补贴,由于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农民为了拿到国家补贴只能购买高价种等等。欧美等世界主要国家都是以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为主,而我国却搞了这么多花样翻新补贴,比如购买家电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购买良种补贴、购买汽车补贴。我们在基层的调研表明,农民对这些工程并不买帐,他们认为中央的惠农资金最后能够到农民手中很少,不少都跑冒滴漏了。国家的惠农工程,成了唐僧肉了,农民能够吃到的份额越来越少了,更有不少研究发展,中央补100元的惠农资金,经过层层的截流跑冒,能有20元就不错了,80%都被各个中间环节利益部门给消耗掉了。未来中央能否可否改变这种撒胡椒面的战略,干脆取消这些乱七八糟的工程,改为直接向农民发补贴,让农民用脚投票,让农民决定他们购买什么种子、农机、家电等。而目前都是各个部门通过招标,人为地把农民的决策权给农民拿走了,替农民当家作主,农民感觉没得到实处。

 

问题之四:如何解决粮食产区的利益追求与中央目标的不一致,保证产区的粮食生产积极性?

粮食安全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还与中央与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不一致有关。中央要承担国人的口粮安全问题,但地方政府由于种粮效益差,产粮大县一般都是财政穷县,所以都不愿意或者不是很情愿去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未来目前的低成本的粮食安全战略是不中应该调整?如何进行调整? 如果任由目前的种粮农民与产粮大县获得种粮与发展其他生产差别太大的话,长远来看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问题之五:如何预防主要粮食产业链被外资控制而出现大豆产业现象?

近两年外资加快了在中国农业的布局,比如进入关键性农业产业链,购买粮库,控制加工环节等。我国的大豆产业的加工部门由于被外资所控制很大一部分,这些加工企业就转而进口国外同一控股公司控制的大豆,从而使我国的不少豆农出路变得愈来愈窄。我国其他粮食作物如小麦、玉米等也一样,因为美国、加拿大等国都有大农场,规模很大,单位成本可以降得很低。 虽然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外商经营农产品和农资准入制度,明确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安全审查范围和程序,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为未来我国的农业安全装了一道闸门。但各种地方甩包袱式的改革,又让基层决策与中央政策相违背。中央如何保证这些指导性的意见让基层那些胆大的官员能够真正地落实?

(作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江今启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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