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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田:“县”何以成高考弊案的高发地带?  

2009-07-04 13:40:55|  分类: 教育问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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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田:“县”何以成高考弊案的高发地带?

 

高考牵涉到千千万万个孩子和家庭的前途命运,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会引来公众的高度关注。最近几天闹得最凶的就是重庆高考状元何川洋因改民族成份案被北大与港大拒录,“何案”揭开了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存在的黑洞,许多人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潜伏的没被揪出的造假者究竟还有多少人,估计永远都是一个迷。目前高考加分的监管缺陷使子女考试成了"父辈竞赛" ,权钱腐败更是让普遍百姓愤怒。留心人会注意,目前暴出的许多高考弊案多发生在县或者县级市,如重庆文科状元何川洋、石柱县副县长汤平之女民族成分造假发现后,在该县还查出十几名违规考生靠窜改民族成份获得加分,还有那个著名的“罗彩霞案”也是发生在湖南的县域。今年发生的高考考试舞弊大案也发生在县域:吉林松原市扶余县高考舞弊,教师卖器材赚80万等等。

为什么我国的“县”成了高考弊案的高发地带?

 

县域是最基层的独立高考报名与组织考试单位,具备了作弊的必要条件。

我国的高考一般是以“县”为单位进行高考报名、组织考试的,就高考来讲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即使是大的县域,即使有不少乡镇,一般乡镇也没有独立报名和组织考试的机会,都要把考生汇集到县城来统一组织考试,所以乡镇一般难以发生高考作弊案。我国有2000多个县,再加上大城市所属的区县,数量庞大,难以监管,这在客观上也为县城高考作弊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县域政府部门之间是一个熟人社会,官员如果作弊,难度系数相对较小。

高考作弊如果想成功,必须需要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以改民族成份为例,“民族更改”并不只是招生办的事,改民族成份还涉及到民族事务、公安、乡镇派出所、中学等相关部门,只熟悉一个部门是很难完成这一条龙的作弊过程的,需要多个部门的密切配合,要“过五关”水到渠成。普通百姓要做到这些根本不可能

我国一般县的规模差异巨大,少数数千人,多则200多万人,但以50-60万人居多,县域范围大但一般县城区域规模不是很大,许多政府部门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县城各个政府部门之间人员往来相对讲都比较熟悉,应该算“熟人社会”,即使不熟悉,通过熟人的熟人也就变熟悉了,而我国又遵守“熟人好办事”的原则,这又给高考作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前段时间引起高度关注的“罗彩霞事件”,也是成功运作了多个部门,包括县招办、县中学、公安局、乡镇派出所等单位,把这些环节层层打通,才能把名字改了,把户籍改了,把档案拿到,这些环节的打通,一般百姓可能难于上青天,但“假罗彩霞”有一个当时是镇长的爸爸,做起来就基本上没有多大难度。

 

县域层面法律意识相对淡薄,执法随意,也使作弊空间大增。

我国县城处在一个很特殊的地带,也即是位于城乡交汇处,上级国家的各种完备法律法规,下级农村农民群众,那是一群基本上法律观念与意识也很淡的庞大群体。从行政权力上看,县域某种程度上是最完整的基层行政单位,而县以下的乡镇基本上就没有多少实权,不是经常讲“乡镇长是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县城是上级的各种行政法案制度下天达到基层,也是基层各种数据资料上传的地方。

县城处于这个城乡交替地带,它的法律意识与观念与国家的“以法治国”相比还差距很大,“人治”的成份比“法治”的成份高得多,县域区域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决定了各种不守法弊案的频繁发生。

县域基本上属半个城市半个乡村。而我国的乡村封闭性比较强,居住又分散,而传统的乡土社会对法律这些外来的概念接受相对比较慢,导致我国的不少县城“以法办事”的可能性相比较于大城市的基层政权,在行政执法上要随意得多。许多基层干部一般也认为“上头”天高皇帝远,也难以查处,而底层老百姓更难以了解到实情。所以国家的很多政策法规一般会在县域形成肠阻塞,各种本来完善的政策,一到县域执行起来就变的形,窜了味,容易成为弊案的天然场所。

浙江今年申请加分的近5000名考生中,有483人被“拿下”,“拿下率”接近10%,某种程度上来自浙江慈溪、温州等地市的质疑高考加分政策公平性的邮件发至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信箱,这些信件暴露某些地区的加分考生,被权利和金钱买断,一些竞赛项目,只要花钱就可以轻易得奖。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整体来看县域居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比较弱,所以在许多县级地域,即使进行了公示,又有多少人会站起来提露还很难讲。

 

县域本位主义作怪也使作高考弊案即使发生难以揭露出来。

我国的高考名额分配一般是以省为单位分配的,而省的招生名额一般不再继续分配到县,县与县之间只能通过高考,让分数来说话,人口数量与上大学人数没有多大关系。而不少县与县之间每年都要进行考上大学人数的相互攀比,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本县通过非正常手段使考上大学的人数增加,或者是考上名校的人数增加,某种程度上是给本县带来荣誉之事,所以即使发生了各种诸如“改民族成份”甚至考场作弊案,也鲜有本地站出来进行举报的。重庆的高考状元改民族成份案是因为得了状元目标太大了才得以暴光。

总之,了解了我国的县域特点,就应该根据这些特点,针对县域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让任何一起高考造假事件都不能搞“潜伏”,这些才能保证目前我国仅有的相对公平的高考更加公平此。

 

(作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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