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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京上广”是一场难得的机遇  

2010-10-17 09:45:06|  分类: 社会热点问题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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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京上广”是一场难得的机遇

 

中国目前的格局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京上广”等大都市与欧美大都市相比,已不差上下。而我国的农村与非洲贫困国家也不差上下。我国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差距在于中小城市、农村与他们差得太远了。欧美的中小城市、农村与大都市差距很小,中国未来想要成为世界大国,落后的中小城市与农村必须要大力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逃离“京上广”是一个机遇,如果我国加大对中小城市进行大力的投资,缩小与大都市的公共设施、就业机会、工资等差距,对整个国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转变。

 

当“逆城市化”遭遇“空心化” 

 

  ●在不远的未来,当“逆城市化”与“空心化”劈面而遇,如果我们能将返乡人群与新农村建设的需求结合起来,尽管机遇难免与考验交织,但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两者本身都是一个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同步交错发生着的不同侧面。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宾: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柳森:近来,有两个词组经常会被拿来一起讨论: “逆城市化”和农村的 “空心化”。这两者,一进一出,似乎反映了两个在移动方向上完全相反的过程。其中,人们之所以会关切 “逆城市化”,是源于这样一条新闻:不久前,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浙江省,当地的户籍管理部门发现,全省 “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至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据此,有人推测: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 “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中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间出现。首先,想请您作一甄别,如今这种类似将户口 “返乡”的现象,是否就是以往经常被提到的、严格意义上的“逆城市化”?

 

  郑风田:逆城市化,可以说是一个较为典型的 “后现代”概念。之所以说它 “后现代”,是因为它专指城市化后期才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一些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地区或国家,原先集中在大都市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向大都市周围的小城镇乃至更远的都市区甚至非都市区迁移、分散。而且,这种 “逆城市化”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是以发达的现代科技、交通、通讯手段为前提的。这使得 “回流”者在回归乡土后并不会产生与社会主流脱节的疏离感,与此同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不减反增。以此反观,如今一些观点将类似现象归纳为 “逆城市化”并不准确。

 

  柳森:但是,定义上的不吻合,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本身就不需要被关注了。

 

  郑风田:没错。在把握这种现象前,我们更有必要问一问,就以一些沿海发达地区为例,这些逆城市化而动的人群,到底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将户口从城市迁回农村呢?不难发现,这种回流过程的出现与当地本身的城市发展进程很快不无关系,与我们国家这些年来不断上升的土地价格不无关系。

 

  很多人之所以在进城后又选择把户口回迁,大多是为了从拆迁、土地集体承包、转租等活动中分得收益。这跟原先在珠三角地区一直存在的很多女孩外嫁后户口并不迁走的现象异曲同工。在珠三角的不少农村地区,村一级单位通常会通过出租厂房获得经济收益。而只要户口在,就能参与分红。所以,如今这些人的户籍虽然是迁回去了,但可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并不回去居住。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看,他们仍然是城市中的 “常住人口”。而一旦这些户籍本身与就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并不挂钩,按照当地农民的说法,这就叫做 “空转”。

 

  柳森:在此背景下,当农民工返乡与农村地区由来已久的 “空心化”劈面而遇,这对我国农村地区未来的长远发展意味着什么,不禁引人深思。

 

  郑风田:这说到底就是一个新农村建设如何寻求持久动力的问题,能否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恐怕将影响到未来二三十年我国的农村社会。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越来越好,一齐走向繁荣;还是像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的农村那样,陷入相对衰败的 “无人气”之境?近几年我在包括意大利、韩国在内的几个相对发达国家的实际游走经历,也基本上证实了这种规律。而后现代意义上的 “逆城市化”,即城里人前往大都市周边寻求更宜人的生活乃至事业发展环境,在不久的未来,恐怕也会在我国的城乡间出现。

 

  在意大利的农村,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量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买地买房。不过,这不是用来投机增值,也不是买下农地后乱建别墅、高尔夫球场等,而是搞起了有机农业与农家乐。于是,到了周末或者夏季休假时,他们就会到农村住上一阵子,吃吃有机蔬菜水果,享受一下农村的田园风光,反正现在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从城里到农村去用不了多长的时间。有些思路活的人,还会自建网站,吸引那些热爱郊游的旅客前来小住,这样一来,还能贴补维护农家院的费用。当然,这种做法在当下中国还尚不可行。因为,我们的农村执行严格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耕地则首先要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所以,在不远的未来,当 “逆城市化”与 “空心化”劈面而遇,如果我们能将返乡人群与新农村建设的需求结合起来,尽管机遇难免与考验交织,但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两者本身都是一个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同步交错发生着的不同侧面。

 

  柳森:要想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这两股张力之间的动态平衡,关键何在?

 

  郑风田:恐怕有两项任务仍居首要地位。第一,继续持久地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不仅因为如今在中国的沿海大都市集中了中国最丰富也最好的发展资源,也因为,中国广大农村在地理条件上的幅员辽阔,并不有利于现代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流转。第二,要进一步推进大都市圈外围中小城镇的建设。

 

  如今,在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几个大城市,长久来看,其住房、交通、环境承载将越来越不堪重负。于是,难怪有些年轻人已经在用脚投票了, “逃离北上广”就是一个典型体现。但是逃离了之后,能否长久地留下来发光发热、落地深根,恐怕是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否则,一段时间以后,如果难觅发展机会,在医疗、教育等方面也难以获得必要的保障,他们一定会仍然选择回到城市。更何况,相伴而居、沟通交互是人类的天然本性,这也是意大利、韩国的农村虽然硬件设施先进,却仍然很难吸引到年轻人口停驻的主要原因。在我国,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对于那些很早就离家到城市里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而言,一旦适应了城市里的文化氛围,返乡对尚处青壮年的他们而言,很难有太大的吸引力。

 

  因此,我国虽已步入城市化中期,但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柳森

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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